在新中国开国将帅中，到底哪位将领最早被纳入政治局呢？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。严格来说，周纯全上将在1935年的沙窝会议上便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。然而，由于张某主张南下，并未随中央红军北上，他的委员身份是否有效，具体有效到何种程度，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定论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1956年召开八大，不少开国上将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。当时尚未有上将进入政治局，因为上将之上还有大将，而那时的十位老帅中仅有七位进入政治局，其余大将、上将更是无缘政治局。直到1966年八届十二中全会，才有一位上将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这个人便是宋任穷。他之所以成为候补委员，并非仅因军人身份，而更因为其深厚的地方工作背景。
细看宋任穷的履历，不难发现他出身政工系统，却在战争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。他曾担任冀南区党委书记、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、主任，并兼任冀南军区政委，几乎是党政军一手抓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又从作战纵队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，之后兼任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、南京市副书记等职。解放后，他出任云南省书记、西南军区第一副书记。1954年虽调回部队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，同时兼任中央副秘书长、中组部副部长。他的经历放在军队体系中，协助罗瑞卿将全面工作梳理得井井有条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时干部任用采取五湖四海原则，他作为一野、二野、四野副部长的组合中，显得尤为合适。在总干部部工作两年后，他主动提出离开军队，投身地方部委工作。 彼时，国家正大力发展能源工业，这不仅关乎工业建设，也涉及国防尖端领域。上级希望在军队中物色一位将领到地质部工作，最好是中央委员。宋任穷认为自己符合条件，于是毛遂自荐。不过，他最终并未去地质部，而是转至新成立的二机部从事原子能工业建设。像他这样主动脱下军装，投身地方工作的将领并不多见。许多将领在军队几十年，对部队感情深厚，如果被要求转业，心态往往难以平复。而宋任穷则自告奋勇，他曾坦言自己并不喜欢穿军装。他能够授衔，也是因为1954年调任部队工作，并参与军队评定军衔事务。若无这次调动，他依旧是一位地方法干部。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，宋任穷几乎长期扎根地方，仅在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组建野战军时短暂全职在部队——从1945年上党战役后到1947年刘邓挺进大别山前，不到两年的时间。他虽有军职，但经历重心始终在地方工作。 1960年，六大中央局重建，宋任穷被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。过去他曾任西北局第一副书记，对大区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经验。与他同级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、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，若留在军队，也可能成为正兵团级上将。李井泉早在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，而陶铸则在1966年十二大增补为政治局委员、常委，排在第四位。宋任穷此时以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身份，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六大中央局既是中央储备干部队伍，他们肩负一个大区多省的重责。如果宋任穷没有这个职务，也未必会被增补。彼时，华北第一书记李雪峰也是候补委员。然而，他当选后，紧接着便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。作为一把手的他，很快遭受冲击，起初受到保护，但最终仍被扣上各种帽子、批斗，实际上无法履行职务。1967年，他被安置在京西宾馆居住；1969年被疏散至盘锦地区；1972年回京，直至1977年才重返工作岗位，先后在七机部和中组部担任部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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